此次影響廣泛的新冠肺炎疫情，盡管目前還處于最為艱巨的病人救治與嚴密防控階段，但從全國上下的救治防控力度和成效來看，疫情全面受控直至被戰勝將是近期可預見的結果，也是必然的規律。
 

疫情發展到目前為止，其實很多東西都已浮出水面、清晰可見。作為一起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從醫療技術層面來看，疫情起源地乃至全國的一線醫護人員充分發揮了應有救治作用，盡了應盡的醫護責任，其職業操守和工作成效是讓國人認可和信服的；但從大疫當前，各個省市的治理水平，尤其是遇到這種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置水平來看，有些地區、有些官員的表現卻受到國人的詬病，當陸續有不良事件發生，不良現象被曝光后，更讓大家產生質疑并為之憤慨！

上篇  對此次疫情的幾點反思

●樂觀還是悲觀的人更適合做突發事件的預防性工作？

預則立，不預則廢，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前留下的祖訓。其實公共衛生的防控工作，各級疾控和衛健部門長期都在做，只不過這次防控工作早期可謂失敗，最終讓疫情爆發，讓全國上下進入被動防控狀態。下面要探討一個類似管理心理學的問題，到底是樂觀主義者還是悲觀主義者更適合做預防性工作？

可能有些人認為應該是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們天不怕地不怕，凡事樂觀、能看開一面，而且做事通常會比較大氣，遇事也會臨危不亂，所以肯定能把預防性工作做好,實際上樂觀主義者也有致命的缺點：對風險缺乏敬畏之心，容易產生麻痹大意，因此在早期就可能釀成大錯；也有人可能認為是悲觀主義者，因為預防性工作就要什么事情都要往壞處想，樣樣都要作最壞的打算，這樣才能有備無患，而悲觀主義者的缺點也很明顯：缺乏信心、過度緊張甚至恐慌，也可能因此造成決策延誤或重大失誤。

答案其實是適度焦慮者。適度焦慮的狀態，這樣既能保持較高的警惕性與敏銳度，對很多事情提前進行了思考和準備，遇事往往能冷靜分析，理性對待，又能保持足夠的信心，果斷決策，行動迅速，最終能將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將風險控制在可控范圍。

●處于什么狀態的人更適合應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

很明顯，就是那些平時就一直在作戰，至少也要處于臨戰或備戰狀態的人。

從職業類型來看，軍隊、公安人員、一線醫護人員，是比較典型的三類可隨時應戰的人員。人民解放軍常年處于備戰、臨戰狀態，還經常承擔或參與各項艱巨的社會救援任務，其應戰、作戰能力是不容質疑的；公安人員，經常出生入死地與犯罪分子作斗爭，或者奮斗在治安防控、維護社會安寧一線；醫護人員日常工作就是救死扶傷，平時就根本來不得半點松懈，所以大疫當前，上述幾類人員能最快進入戰斗狀態，有較強的承壓能力和擔當能力。

近日中央對湖北省委主要領導調整，新任省市兩位書記均是公安戰線出身，政法系統成長，就能從中體會到當前復雜的形勢下，什么類型的人更能臨危不亂，力挽狂瀾。

另一個角度，撇開職業類型單單從工作崗位來看，一線崗位或曾經在一線崗位有出色表現的人，比起二線乃至三線工作崗位的人員，更容易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沖在前面、有所擔當，其原因也是一線崗位的人員平時就處于“作戰”狀態。

這種現象的反面教材應該就是紅會。武漢及湖北紅會在物資接收、倉儲、分發工作所產生嚴重滯后、不作為的問題可謂意料之中。紅會這種機構平時基本上就是三線以外的組織，其工作強度、工作節奏本身與一線組織有較大差距，與戰時狀態相差更大。在大疫當前，估計他們接受這個任務時就已迷茫，更沒有意識到這項工作就是戰"疫"的一部分，盡管工作力度比平時有所加強，但總體上仍然無法達到戰時狀態所面臨的高負荷、高要求、高效率的運作，也難怪他們表示做得“心力交瘁”、“累得要死”。后來工作移交給物流企業來處理，運作效率為什么能立竿見影？可能有人會說工作經驗、專業化程度、人手的問題，但我認為如果紅會真正能勝任這項工作，很多困難可以通過統籌組織、借助外力、溝通協調來一一化解，本質問題是他們并未意識到這是在作戰，更未能及時調整至作戰狀態，所以必敗！

●為什么在關鍵時刻，我們需要復合型的領導者？

 突然發現，在疫情面前有一位醫療衛生系統出身的省長、市長，是多么給力的事情。但實際上疫情這種事并不是經常發生，遇上也只是一種巧合，如果發生其他類型的突發事件，醫療衛生系統出身的領導也就顯得不那么對口了。所以其實這里想要說明的是，在突發事件面前、在關鍵時刻，有復合型的領導坐陣解決問題會更高效，會更令人放心。復合型領導，通常比較務實，有真知灼見，遇事能敏銳而迅速，并能及時制定針對性很強的行動方案。

英國管理學專家艾莫斯在《管理學通鑒》指出：領導的才能無非就是兩大方面，一是專業能力，二是管理（或領導）人的能力。只要是復合型的人才，無論出身于管理系統還是來自于業務系統，最終都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上述兩方面能力，并達到一個相對平衡。

真正讓人揪心的卻是以下幾種類型的領導：其中一種是只喜愛做官，且只會做官，不會鉆研業務，專業水平與所居職位嚴重不匹配之人。典型的代表是這次被詬病的衛健委主任們，有不少本身不是來自衛生醫療系統，但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在位時不去鉆研業務，沒有及時彌補專業上的短板，仍然以官本位的思想、“官油子”的心態主政一方，在大疫面前必將是敗軍之將。第二種恰恰相反，只重視學術研究和自身專業水平的提高，忘記了自己還是一名干部、一名領導，沒有履行為國分憂、為民請命的職責，在危難面前、風險面前，自認為只是一名學者，學術之外的事與我無關，缺乏應有的擔當。這種典型代表是來自疾控部門身居要職的專家們，這次疫情前后的表現情況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詳了。還有一種更為糟糕的是既無業務專長，又無領導能力，更無擔當的人，這種類型現時能當上領導的已極為少見，所以不提也罷。

盡管我們都明白復合型人才、領導者的效用很大，但實際上各行各業、各個層面，要找到一個優秀領軍人物相當困難，要培養復合型的人才也不容易。說到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筆者認為作為頂層的領導者最起碼要從意識上重視，要從機制上創造這個條件。例如作為行業領導的培養，最起碼要優先考慮從行業、專業人員中培養，讓專業技術人員逐步具備管理和領導能力；退一步來講，如果從官員系統中培養行業領導，也要向培養對象明確：盡快提升自己的業務水平，以匹配崗位要求，否則將不能勝任。總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進行“復合”，最為簡單實用的做法是讓培養對象走“之”型線路，在其成長過程中有計劃地調崗，讓其就職于不同類型的崗位，最終實現“復合”狀態。

●面對突發公共事件，要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來源于古羅馬時代的歷史學家塔西佗。通俗來講就是指當公權力失信時，無論發表什么言論，無論做什么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人們都給予負面的評價。放到民間、個體來講，其實等同于“狼來了”的民間故事。在媒體特別發達的這個年代，當發生突發事件時，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所作所為與輿情應對，就很容易掉入這個陷阱。

面對突發公共事件，領導者首先要反思的是，自身是否具備足夠敏銳的風險意識，是否將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擺在最重要位置；退而次之是決策是否果斷、及時，所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給力、有效；再者是其信息公開機制是否完善、信息透明化程度是否滿足突發公共事件的需要，最后就到了領導層自身媒介素養問題，在面向媒體、公眾發布信息時，如果僅在公眾面前念念稿子，或者重復無意義的官話套話，卻不能充分體恤民情、順應民意，未能充分向公眾表達政府的信心和決心，不能有效緩解公眾面對突發事件的恐懼心理。這些接二連三的失誤、失職、處置不當，其公信力必將被揮霍一空，最終能不掉入“塔西佗陷阱”嗎？

●面對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處置的關鍵要素是什么？

筆者認為最起碼要做到“快、狠、準”三條。

首先來談談“快”。俗話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雖然說得有點夸張。雖然大家都明白預防勝于治療，但如果未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一旦出現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工作就真正是分秒必爭。尤其是像傳染病這種公共衛生事件，信息快、反應快、決策快、處置快四個方面缺一不可，在苗頭上、疫情初期得到有效處置或嚴密控制，通常是最低成本、最有成效、最為理想的結局。反思這次疫情發源地的表現，除了早期來自醫院一線臨床醫生的信息上報比較及時外，后面相關部門的應急響應、決策出臺和處置落實，敢問哪個方面讓大家體現到有一絲“快”感？有對比才容易分出優劣，后來隨著媒體對各地工作的深入披露，才讓我們發現疫情相對較輕的其他某些地區，反應和行動更為之果斷迅速，與之形成了明顯反差。

其次是狠。狠，這里肯定不是指心狠手辣之貶意，而是指所采取的措施、行動決不能是隔靴搔癢，一定要彰顯足夠的力度和深度，一針見血地解決問題。“狠”與“快”配合通常都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反應快、決策快只是代表意識到位，處置快需要“狠”來助力，見效快通常也離不開“狠”的功勞。反觀這次疫情防控，敢于下狠招、下狠手的地區，其初衷并不是盲目和野蠻，而是出于對問題的重視，對疫情的敬畏，所以在其防控成效體現出來后，大家更加能理解和接受這種“狠”招。所以在疫情面前，即便做到了“快”，但如果所施行的舉措僅是不痛不癢，做不到足夠的“狠”，最后的結局很可能也是功虧一簣。

最后來談一下“準”。“準"可以說是在"快"與"狠"的基礎上，增加了技術含量與良好經驗的加持。如果說“快”所體現的是基本戰略與總體原則，那么“狠”就是體現必要戰術和關鍵要素，最后的“準”則是戰斗技巧和戰斗經驗的體現。準的意義也可理解為在大局可控、總體可勝的基礎上，方法、技巧、經驗是否優良而精準，這是最后能否全面深入地、超預期地完成應急處置任務的關鍵所在。

快、狠、準是層次遞進的最佳體現，快創造了勝利的基本條件，狠創造了勝利的關鍵條件，準創造了勝利的決定性條件，面對突發事件，我們只要將三者結合，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