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天氣一熱，小區門口的快遞員送來的商品中，各個品牌的整箱礦泉水越來越多。隨著最近幾十年國家不斷富強，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就說喝水吧，筆者兒時，夏天渴了就直接“撅尾巴管兒”（彎腰從自來水管子喝水），后來聽說喝生水不衛生就換成涼白開，再往后又變成雪碧可樂，再往后知道碳酸飲料不健康又變成桶裝水和飲水機……在這些變化中，點點滴滴都體現著生活品質、國民素養和健康觀念的進步，如果再聯系到110年前北京第一條自來水管道的開通和使用，那么頓時讓人的心中產生無限感慨。

    一 皇上也吃“水車水”

    老北京人吃水很不容易。

    清代的北京城，曾經是一座跟威尼斯一樣的“水城”，遍地河湖，水資源非常豐富。據《京師坊巷錄》記載，彼時京城一半以上的胡同都有水井，也叫井窩子、水屋子（因為附近多蓋有簡陋的矮屋子供挑水夫暫住）。只是這些井水大多苦、咸和澀，進到嘴里相當難咽，偏偏老北京人都有早晨沏茶喝一整天的習慣，用這樣的水，甭管您的茶壺里放的是張一元還是吳裕泰的茶葉，沏出來也是一股子讓人欲哭無淚的味道。所以倘若哪個胡同能有一口甜水井，那不消說，算是得了寶了。直到今天，類似“甜水園”這樣的地名，仍然保存著那個時代的記憶。

    如果居民住的地方只有苦水井，那么日常喝水就必須從水車那里買水喝，水車是兩個把手的單輪小車，車的兩邊各安一個大水柜，水柜多為罐狀，蓋子一端有個大方孔，另一端有小圓孔。挑水夫從井里汲水上來，倒入大孔，小孔可以排出空氣。在水柜的下面有個圓孔，塞著用布包著的木塞。這樣的水車如果兩個水柜滿載的話，大約可以裝五百斤水。

    送水的來到院子里，把木桶放到水柜下面，打開木塞讓水注滿木桶，然后用短扁擔鐵鉤子，挑著水桶進入人家廚房倒在水缸里——那時送水的都有一種“特權”，可以徑直進入別人家里而毫無避諱，因為他們大多是被居民“包月”的，算是熟人，且規矩很大，挑水進門必須目不斜視，不能跟婦女閑談，甭管多么熱的天不能打赤膊，所以才得到了居民的信任。那時水費不算貴，零挑的每擔水不過花一文錢，包月就更少了。當時包月的都是月頭收費，挑水者每挑一次水，都在住戶大門旁門楣或磚垛子上畫個雞爪子形的記號，五個一組，結賬時照記號算賬。

    老北京的挑水夫多是山東人，勤勞正派，干活兒不惜力，他們平常吃的就是窩頭咸菜，住的地方搭塊木板就是床，但有一點，鞋必須講究：夏天下雨要穿新鞋，因為路滑泥深，得穿藍布實納毛布底，結實便宜能走遠路；冬天冰天雪地的，走街串巷必須穿一種很簡陋的豬皮靴子，里面墊著稻草，外面用繩子系緊，并在靴底拴上鐵鏈子，以防打滑。他們從來不穿布襪子，而是用包腳布，為的是好洗，更重要的是能省錢。在很多老北京的回憶錄，我都看到過描寫冬天的挑水夫的文字，在那些天寒地凍的日子里，水車上滿是冰錐子，他們推著水車，吱吱嘍嘍地走著，佝僂著背脊，頭頂直冒熱氣。

    那時不光老百姓，就算是皇宮里的皇上，也只能吃水車里運來的水，只是那水乃是被乾隆皇帝欽定為“御制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水。每天由一輛毛驢拉的水車從玉泉山運來，車上插著一面小黃旗，蓋著明黃布罩，從神武門出入。當時的北京城，晚上十點關城門，不許任何人出入了，但是當這輛水車通過時，城門必須打開。

    二 啟動資金是“集股”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京城頻頻發生火災，而僅僅靠民間組織的“水會”救火，效率很低，一輛先進些的人力消防車，儲水量只有一立方米，對付一般性火災尚可，火勢稍微大一點兒就得趕緊拆附近的民房，坐等火燒完了自己熄滅……長此以往，火災造成的傷亡日益慘重。慈禧太后憂心忡忡，傳袁世凱來問可有良策，袁世凱對曰：只要引進西方的自來水即可。并推薦“在直隸歷辦工藝局廠，成績昭著”、“諳熟商情，聲望素孚”的前署直隸按察使、長蘆鹽運使周學熙來承辦京師自來水建設事宜。慈禧太后不僅很快批準，而且頒旨設立自來水公司，由直隸總督籌撥白銀十五萬兩，農工商部奉旨飭辦其事。公司性質為官督商辦，公司名稱為“京師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周學熙被任命為公司總理。

    十五萬兩白銀聽起來雖然不少，但對于建設自來水工程而言是遠遠不夠的，但既然是官督商辦，在資金的籌措上便相對靈活，采取了私商集股的辦法：每股十元，共三十萬股，總額三百萬銀元——慈禧太后撥出的十五萬兩白銀，預存銀號，作為國家補貼，以備籌建初期無紅利可分時，付股息使用。當時的人們都被農工商部的一份奏折中“京師自來水一事，于衛生消防關系最要”一句話所打動，所以覺得這一工程利國利民，紛紛參與，股金很快就湊齊了。

    光緒三十四年的五月份，自來水公司正式在前門內西城根辦公，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確定自來水的水源。為此周學熙帶著工作人員幾番勘查走訪，最后認為安定門外沙子營北面孫河的水最好，不僅水質清冽，而且水量穩定。于是在東直門外籌建了兩個水廠，機器設備都是從德商瑞記洋行定購的。初期的自來水廠共修了十八個水池，分濁水、清水和沙濾水三檔——先在河身上筑一道攔河壩，成為一個小水庫，儲足三個月以上的用水，然后引入水廠內的水池里——經過三種水池處理過濾后，用水泵送上水塔，再由總管引入城中，到了城中，再分送到各家用戶。值得一提的是，那容積750立方米、高達54米的鐵質水塔是當時東直門外唯一高過城墻和城樓的建筑物，由于攀登上去可以窺探整座紫禁城，所以禁止外人攀登。

    誰知鋪設自來水管道的時候，遇到了麻煩。管道的鋪設難免要穿墻入戶，從老百姓的住宅那里通過，對于迷信風水的人家而言已不容易，遑論穿越王府大宅、紫禁城墻，有些地方反復疏通依然掰扯不清，最后農工商部只好會同民政部、步兵統領衙門統一辦理，這樣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逐步完工，共計鋪設了三百七十多里的大小管道，一期安裝水龍頭四百二十多個，由于那時大部分水管水龍頭沒有入戶，更沒有家庭安裝水表，所以老百姓吃水用水依然靠挑水夫送水，只是水車里的水不再是從井里打出來的，而是從自來水管道里流出來的。

    三 “陰水”謠言太嚇人

    自來水的開通，對于老百姓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人們對新生事物從認識到接受總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一開始，北京市民們對自來水其實是抱著一種“害怕”的態度：比如聞到自來水消毒后的味道，就說這水一定是用“洋胰子”（肥皂）泡過的；比如看自來水從水龍頭里流出來之后起白沫，就說這水不干凈；里面有肉眼看不到的“小蟲蟲”；再比如因為自來水是由埋在地下的管道傳輸的，便說這水是走“陰間”的“陰水”，喝了就會生各種陰森可怖的怪病；最奇葩的一種說法是安裝自來水乃是洋人的陰謀，一旦推廣使用之后，要將北京城的水井都填死，然后把自來水管一閉，全城老百姓都要活活渴死……

    面對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謠言，自來水公司只好想方設法辟謠和進行科普工作，隨著時間推移，市民們發現自來水不僅方便衛生，不但沒有井水的那股子苦澀味兒，而且有涼絲絲的甜意，便接受了自來水。有老北京回憶：“在胡同剛接通自來水的時候，整條胡同只有一兩個水龍頭……原來用不起甜水的人，現在能喝上甜水了，除了家庭經濟很好或家中無力挑水的人家外，都到水站來打水。后來，在離我們只有幾個街門的地方又建了一個水站。這樣一來，挑水就近多了，也不用排隊等候了。唯一的一點小麻煩是在水龍頭上安了一個上面開口，下面掛鎖的鐵套，打水時要帶上一個小鐵叉，伸入鐵套來擰龍頭，這個鐵套顯然是為防止路人用水和小孩玩水而設的。”記得筆者小時候住在大雜院里，院中水龍頭上的那個“彎把手”平時也是拆下的，誰用誰就到住戶們都知道的某個地方（一般是離水龍頭最近的人家的窗根下面）去拿，然后打開水龍頭，想來也是這個用途吧。

    在北洋政府亂糟糟的治理下，任何有益民生的事業都是舉步維艱。筆者在民國十二年（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增訂實用北京指南》里，找到了當時北京自來水公司下轄五個分局的名稱，分別是位于正陽門外北深溝的自來水南一局、位于正陽門外大沙土園的自來水南右局、位于旃檀寺的自來水西分局、位于小豆腐巷的自來水東二局和位于前門內西順城街的中分局。由此可見，十多年過去，受惠于自來水的主要民眾還是環繞紫禁城而居的住戶。1924年在北京居住過一段時間的美國作家多蘿西·格雷在《穿過月洞門》一書中寫到，她找了好幾處房子，最后發現一棟四合院里有自來水，驚喜不已，立刻決定定居于此——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自來水進入家庭是非常稀罕的事情。

    后來的日軍侵占北平和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使得北京市政建設不進反退，北京文史學者王銘珍先生曾著文回憶：“直到1949年，北京的自來水也沒有普及。記得當時，筆者所在的養蜂夾道消防四中隊院內已經有了一個水龍頭，同時還有一眼水井，凡水龍頭停水時，就飲用井水。”消防中隊尚且如此，遑論普通民居。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一心一意為咱老百姓辦實事，自來水管道才得以真正進入千家萬戶。當時大雜院里開通自來水，比辦喜事還要喜興熱鬧，“一個星期天，院里的小伙子一起大干了一下午，為自來水進院挖了一道很深的溝，還為安裝自來水表和閥門挖了一個水井。大家邊干邊說說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沒過多久，自來水終于進院了！”那種齊心協力為幸福生活而奮斗的勞動熱情，迄今讀來依然是熱火朝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