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鄉的生態優勢非常明顯，老百姓除外出從事建筑業之外，基本上都是從事烏兔養殖、竹木種植等，農業用水問題直接影響到群眾收入，事關重大。”通賢鄉黨委書記丁焱志告訴記者，當地基本上靠農田水利設施解決農業灌溉用水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起，以通賢村為代表的幾個村子就在破解農田水利設施管護和管水用水難題方面作出了一些嘗試和探索。

　　時光回溯到1989年。當年，通賢村為解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村水利設施“人人都有份，人人都不管”的矛盾，成立了村級水管服務組織，統一管理全村水利設施，由村水管服務組織聘用專兼職水管員，負責統一調配全村水量，計收水費糧。隨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事實也證明，這一舉措在解決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理、統一調配用水、節約用水、適時灌溉等曾起到了積極作用。

　　然而，時移事異。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隨著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農村新情況的不斷出現，這種依靠行政命令管水的方式弊端日益凸顯：由于產權不明，責權利不清和透明度不夠等原因，致使農業水費計收逐年減少，低潮時實收水費僅占應收額的30%左右，村級水管服務組織逐漸陷入有名無實的窘境，這對一個人均只有0.36畝耕地的村子來說意味著什么可想而知。

　　困則思變。2001年11月，在當地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支持下，通賢村成立了由農民自行決策產生的農民水利協會。協會成立后，首先采取行政劃撥的形式，將村里的一座小（二）型水庫、6條陂圳和23公里渠道的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全部劃歸協會，由協會全權負責全村水利設施的建設維護管理，統一負責全村水利工程的調水、配水、用水、節水和收費等，從根本上解決了困擾水利設施管護的產權不清和管護主體不明的問題。

　　管護水利設施的錢從哪里來？這是協會成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為此，通賢村根據“誰受益、誰出錢”的原則，通過民主聽證等形式，確定每畝田灌溉用水和村民生活用水（澆菜等）的收費標準。今年，村里每年每畝收費12元，生活用水每人每年1元。為了扶持水利協會的運作，上杭縣還對每畝田補貼10元錢。

　　“我們村水費基本上都收齊了，加上政府補貼的6200元，一共將近15000元，基本解決了水利設施日常管養經費問題。”通賢村黨支部書記黃云華告訴記者，為了管好村里的水利設施，村里選聘了6名水管員，而且水管員及其管養的具體水利設施每年都要公開招標、公開競爭，以起到切實效果。

　　作為水管員，要負責水利設施的日常巡查、管護、三天內能夠解決的小維修等等，每月工資一般只有一兩百元。一旦遇到大的水毀需要修復時或是新建農田水利設施時，則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由村民籌資、投工投勞或者是向上申請專項維修資金。

　　“以前水利設施建了也就建了，平常基本沒人管，跑冒滴漏嚴重，導致不少水利設施發揮不了作用，現在管護已經形成制度化、常態化，雖然收的錢不多，但能保證正常用水，受益面很廣。”談起成立水利協會前后的變化，通賢鄉水利站站長闕吉松說。

　　變化不僅僅是這些，常態化管養帶來的水利設施條件的改善，也讓通賢村徹底消滅了耕地拋荒。村里的馬湖田、牛糞溝大約有150多畝山田，由于灌溉跟不上，一度拋荒。前年，村水利協會通過“一事一議”的方式，由會員集資和投工投勞籌資11萬多元，并向上級爭取配套資金4.9萬元，修通了1公里多的標準化渠道和配套的防洪溝并正常管護后，全部復墾成為良田。

　　目前，通賢鄉13個建制村全部成立了水利協會，會員達3923人（戶）。2011年，全鄉實收農田水費8.27萬元，占應收水費的97%。同時，因為明確了水利設施的產權和責權利，當地群眾建水管水用水的積極性大為提升，一個個創新不斷涌現：

　　位于上村村的上村水庫以前因為沒有明確產權，村里不僅沒能從中拿到一分錢收入，每年反而要倒貼1000多元的水庫管理人員工資，幾乎成了包袱。村里成立水利協會后，水庫劃歸協會所有，協會立即對水庫進行公開招標，由私人租賃經營20年，每年租金4000元，原來的包袱成了村集體收入的一個新增長點。

　　有人管護后，水利設施的作用得以很好發揮，大東村群眾興修水利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在只拿到上級3萬多元補貼的情況下，村民集資、投工投勞5萬多元，建起了1公里多的下坑陂渠，灌溉農田100多畝；通賢鄉僅今年投入興修水利的資金就達到600多萬元。

　　“水利協會成立后，一方面是水利設施有人管了，保證了水渠、水圳等處于完好狀態，隨時可用，另一方面少數幾個人專門管水，保證了用水秩序不說，還把大多數村民都"解放"出來， 更多時間去發展生產。”

　　闕慶賢家里有兩畝半的水田，村水利協會沒成立之前，一到用水季節，老闕總會緊張起來。因為沒有專人管水，爭水甚至偷水事件時有發生，一開始放水，他都要去田里盯著、守著，“經常是打著手電筒、帶著被子和蚊帳到田里看水，不看的話，你前腳走可能后腳就有人把水放到自己田里去了。”

　　自從水利協會成立后，這種情況完全不存在了，現在灌溉用水可以說是“有條有理有先有后”，用水全部由水管員統籌安排，徹底改變了過去“一人一鋤頭”的用水方式。 闕慶賢說，“從這個意義上講，水利協會雖然花錢不多，但確實是"解放"了很多群眾，真是花小錢辦大事！”

　　“有收費就有約束，就有節約意識，水利協會向用水戶收取水費，雖然錢不多，而且政府還有補貼，但畢竟還是收了錢的，這對于村民節約用水是很有效果的。”大東村黨支部書記、村水利協會副會長闕長星認為，成立水利協會后，村民們的節約用水意識和具體行動都顯現出來了。

　　闕長星介紹說，以往一方面由于農業用水不要錢，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專人組織，所以灌溉農田時“你挖一下、我挖一下”的情況比較突出，往往會導致大水漫灌，寶貴的水資源白白浪費了也沒人心疼。

　　成立水利協會后，經過幾次聽證，村里灌溉農田的費用已經由最初的每畝5元漲到今年的每畝18元（其中今年政府每畝補貼10元），雖然錢并不多，但“有收費大家就會心疼”，現在一家的田澆完了大家會主動去澆另一家的，浪費水的問題得以根本解決。

　　“無論是從水利設施管護，還是從解決農業灌溉問題和節約用水等方面來說，水利協會都是符合農業、農村實際的一項創新。” 闕長星很有感觸地說。

　　俗話說，水是農業的命脈。如何趨利避害，讓寶貴的水資源更好地為農業生產服務，歷來是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農民十分關注的問題。通賢鄉的實踐說明，農田水利不僅要“興修”，更要“管養”。

　　與興修水利相比，農田水利設施的管養問題還算是比較冷門的話題。但管養到位與否直接決定了農田水利設施壽命的長短、作用的大小，進而從根本上影響到農民的收入。

　　“以往是年年冬修水利，但一些小的水渠、水圳經常建好就沒人管了，沒過多久破的破、堵的堵，又只能"靠天吃飯"，還浪費錢財。”通賢村一位老農這樣抱怨以前的水利設施狀況。

　　而這一切，都隨著水利協會的成立得以改變：因為有人管護，水利設施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平均使用壽命延長了兩三倍，避免了資金的浪費和重復建設；因為有人管護，爭水、搶水、守水這些帶著心酸和無奈的字眼成為歷史名詞……而群眾和政府每年付出的也僅僅是一畝十幾元的投入，真可謂一個小小的支點撬動了一個曾經沉重而又不得不背負的大包袱。

　　當然，不僅僅只是在通賢鄉，整個上杭縣，以農民水利協會為組織形式的民間管水組織已全面鋪開，完備的水利設施為上杭躋身國家商品糧基地縣、國家級現代農業示范區作出了巨大貢獻。

　　綜觀通賢乃至整個上杭的養水管水實踐，不乏很多創新和亮點，但記者認為，最難能可貴的是當地的大膽放權，將水利設施的所有權劃歸水利協會，使水利設施名正言順地成為群眾自己的財產，從而使水利設施養護由“要我管”變為“我要管”，徹底解決了以往水利設施管養基本靠行政命令推動的被動局面，也避免了不少社會管理領域存在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問題。這種放權的思路不僅對于水利，對于類似領域的管理無疑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0年前我在漳州駐村采訪時看到的情形，依然十分清晰。

　　在一個沿海鄉鎮政府大院的旁邊，一棟兩層小樓，嶄新氣派，上面掛著鎮文化活動中心的牌匾，上班時間卻大門緊鎖。我要求進去看看，鎮干部有點不好意思地開了門。室內的乒乓球桌上蒙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啞鈴等健身器材雜亂地堆放在墻角，圖書室沒幾本像樣的書……鎮干部告訴我，活動中心是好不容易籌資30多萬元建成的，初衷是為了豐富農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但由于沒專人管理，缺乏日常維護，“好事沒辦成，還浪費了資源”。鎮干部語帶無奈。

　　其實，10年后的今天，這種現象也并不鮮見。在一些農村，農家書屋成了擺設，有時甚至大門緊鎖，圖書的借閱率很低；文化活動中心成了棋牌室，娛樂設施堆放在墻角，人氣最旺的就是麻將桌；村里的體育健身設施“缺胳臂、少腿”，村民都不知道找誰修；水渠壞了、路燈不亮了，往往沒人管……投入不少資金建設的惠民設施，因為管理不善，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著實可惜。

　　俗話說，三分建設，七分管理。長期以來，農村公益設施推行的是一種“公建公管”的管護模式。隨著農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農村公益設施的不斷完善，這種模式管護的難度越來越大，效果越來越差，與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越來越不相適應。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僅要抓好基礎設施的硬件建設，更重要的是探索、創新出一整套長效管理機制。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的管理和維護，不僅關系到設施功能的發揮，更關乎現代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加強，關乎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

　　然而，管理比建設更加不易。一是得解決人的問題。傳統的“公建公管”模式，在現實中往往淪為“人人都有份、人人都不管”。要解決農村公共設施的管護主體問題，南平推行的“八大員”制度可作借鑒。通過“鄉聘村用、規范管理”，明確專人管理，可以專兼職結合，并進行相關培訓，提高管理人員的政治和業務素質。二是得解決錢的問題。除了村民交費外，公共財政應該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對農村公共設施的管護加大補貼力度。試想，如果上杭通賢鄉在水利設施管護方面缺乏財政投入，這個實踐就很難成功。每畝補貼10元，雖然政府出的錢不多，但這種有限的公共財政支出卻帶動了各方面的投入和重視，進而把一件原本看似很難的事情辦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