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譽為“甘肅小江南”的天水市，世界知名品牌嘉士伯的一家控股合資企業――奔馬啤酒廠，十多年來一直向渭河排放污水，而且它還是當地唯一一家沒有任何污水處理設施的企業。近日，經媒體曝光后，奔馬啤酒廠已被責令停產整頓。

　　嘉士伯天水污染事件，折射出我國環保執法的尷尬局面：一方面，從中央至地方，各級政府都在喊環保、抓環保；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環境污染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舅(舊)。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企業的本性是趨利的。在地方政府種種形式的默許下，在環保政策執行不到位的情況下，自然變成了只求財富不問責任的“賺錢機器”。可以說，是一些地方政府長期以來的不作為，或者即便有作為，卻不硬不徹底，才導致了類似嘉士伯天水污染事件的發生。

　　這也就引出我們要反思的問題：為什么地方政府監管會如此弱化？客觀地說，許多地方環境惡化能到今天的地步，起始是緣于經驗的缺乏和認識上的不足，以至于把環保長期邊緣化。這種現象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而按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的話說，其實是體現了“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監管弱化，原因很多。其中，體制不完善、法律法規滯后就是一個重要方面。目前，我國環境政策法制還存在四個“軟肋”：一是經濟、技術政策偏少，實用的政策偏少，政策間缺乏協調；二是現有環境法律法規偏軟，可操作性不強，對違法企業的處罰額度過低，環保部門缺乏強制執行權；三是一些地方領導干擾環境執法，存在環保局長“頂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頂不住”的現象；四是基層環保經費投入難以保障，執法監督工作薄弱，內部監督制約措施不健全，層級監督不完善，社會監督不落實。

　　高污染換來高增長使得環境壓力越來越大，我們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追求“綠色增長”。正像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所說的那樣，我們“要使環保政策和執行力像鋼鐵一樣堅硬，而不是像豆腐一樣軟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