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首都安曼的許多人一樣，64歲的拉賈·巴瓦比吉每周的日子是這樣安排的：平日里，她是一名律師；到了周五，她就變成一名“馬拉松選手”，在短暫的供水時間內，瘋狂地打掃衛生、洗衣服、做三頓飯。

今年夏天，在約旦部分地區，很多家庭的水龍頭“干涸”了足足三個星期，巴瓦比吉的水龍頭也沒有如期“復活”。她對美國《紐約時報》說，她擔心停水的日子會更多。

每個人都在為水焦慮。巴瓦比吉購置了第二個水箱，放在自家屋頂上，并和鄰居們一起湊錢，從一家私人供水公司買水。

“如果你想獲得（用水）自由，你至少需要三個水箱。”她嘆息道。

《紐約時報》報道稱，人口增長、氣候變化、基礎設施破舊和供應不足讓約旦缺水的情況逐步加劇。這不僅是約旦的困境，也是對中東乃至全世界的警告。

約旦所有的重要水源地都位于邊境附近，把水運往內陸要耗費大量能源。隨著今年燃料價格上漲，運水的代價愈發高昂。

“過去兩年里，氣候變化對約旦的打擊確實很大。”約旦大學教授、水利部前部長穆塔西姆·賽丹對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網站說。如今，約旦河的流量已不到歷史平均水平的10%，其主要支流耶爾穆克河的流量也大大減少。過去，湍急的約旦河水不斷匯入死海，如今，這個咸水湖逐漸消失。

約旦必須與鄰國共享這些河流，這并不容易。上游的以色列和敘利亞也非常缺水。水源之爭導致幾十年來約旦與以色列的關系一直很冷淡。

抽取地下水目前占約旦供水量的60%。這個國家的地下含水層消耗速度大約是其自然補充速度的兩倍。

約旦水利和灌溉部發言人奧馬爾·薩拉梅赫對《紐約時報》說，政府很清楚地下水耗盡的危險。但隨著人口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來自周邊國家的難民潮——政府的供水壓力節節攀升。

據估計，約旦現在的人口已超過1100萬，其中包括在聯合國登記為難民的76萬多人。10年前，該國人口只有800萬。

“我們別無選擇。”薩拉梅赫說。

在首都安曼，家家戶戶的屋頂上都有水箱，但政府提供的水往往連一個水箱都裝不滿。較富裕的家庭通常備有多個水箱，從私人供水機構那里買水。

水資源短缺對弱勢群體的打擊最為嚴重。窮人買不起私人供應商的水，儲存水的能力也較弱。他們往往只有一個水箱，一旦損壞，后果不堪設想。

55歲的巴勒斯坦人伊布提薩姆·優素福·阿卜杜拉赫曼住在安曼東南部的維達特難民營，她和丈夫、女兒、兩個孫子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公寓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們從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那里獲得了一個新水箱，淘汰了生銹、漏水的舊水箱。今年9月中旬，新水箱漏了，珍貴的水流到了街上。

“我哭著跑來跑去……”阿卜杜拉赫曼對半島電視臺說。“現在沒水了，我很擔心。”

這家人目前靠政府有限的供水維持生活。有些時候，阿卜杜拉赫曼只能提著水桶到鄰居家去，懇求他們分些水。一家人不能洗澡，也沒法打掃衛生。如果有人需要洗手，她就會高聲告誡他不要浪費一滴水。

半島電視臺稱，約旦居民的年平均用水量大約是80立方米，遠低于聯合國規定的年均500立方米的“絕對缺水”標準。

對約旦來說，海水淡化是一條很有希望的出路，但遠水難解近渴。《紐約時報》稱，一個大型海水淡化項目正在紅海港口城市亞喀巴建設，需要數年才能完工。

一個更快的辦法是從以色列買水。以色列是海水淡化技術的先驅，在水方面的合作是兩國1994年和平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11月8日，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斡旋下，兩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簽署了一項能源協議，由約旦向以色列輸送太陽能，換取珍貴的水供給。

《紐約時報》稱，去年，“水換能源”計劃首次披露時，安曼爆發了抗議活動。依賴以色列供水讓許多約旦人難以接受，他們反對前者占據巴勒斯坦的領土。

在約旦，水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可能影響這個國家的政治穩定。約旦水利部前官員伊亞德·達希亞特對《紐約時報》表示，鑒于氣候變化對約旦構成的威脅，對水資源的投資與提升軍事實力一樣重要。

該報稱，最近的一項研究預測，除非約旦做出重大改變，否則到2100年，嚴重的可能破壞穩定的水資源短缺，將成為約旦的普遍現象。

該國農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威脅。68歲的凱瑞丁·舒克里是一名退休的農場主，也是一名顧問。他對《紐約時報》說，今年夏天，他幫助監督的農場產量普遍下跌，因為灌溉用水更少也更咸了。據他了解，今年，當地一家向大型連鎖超市供貨的農場種植的茄子、西紅柿和辣椒只有往年的一半，因為種植它們要耗費大量的水。一座種植橄欖的農場遭遇了偷水事件，當供水恢復時，農場已經失去了所有作物。

“你失去了一茬莊稼，就失去了一年的生活。”舒克里搖著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