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府到企業，都必須正視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這兩大現實，并制訂出相應的區域、產業與企業發展戰略

　　為“水權”而戰 

　　水戰爭的本質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水的性質是什么？用水是一種全人類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權，還是像煤、石油一樣是一種可定價的商品？而誰又擁有處置水資源的權利？

　　2010年4月5日，首屆湄公河委員會峰會在泰國閉幕。泰國、柬埔寨、老撾和越南四國政府首腦出席本次峰會，中國與緬甸作為對話伙伴與會。在會上，中國向各方提供大量水文數據，緩解了近期受到的外部指責—泰、柬、老、越、緬五國輿論認為中國在瀾滄江建設大壩，加劇了下游國家旱情。

　　對話與解釋更多的是政治姿態，并不能立時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正如業內人士所言：該區域各國雖有多年的對話合作史，但跨國界的水管理機制仍在摸索，水資源短缺引發的矛盾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

　　在世界范圍內，因爭奪水資源引起的沖突，湄公河甚至算不上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全世界至少有214條河流跨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其間充滿了現實和潛在的沖突：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為約旦河打得不可開交，多次爆發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爭奪印度河；印度和孟加拉國在爭奪恒河；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在爭奪幼發拉底河；埃塞俄比亞、蘇丹和埃及在爭奪尼羅河，等等。據《聯合國水資源開發報告》統計，在過去50年中，由水引發的沖突共507起，其中37起是跨國境的暴力紛爭，21起演變為軍事沖突。

　　“水戰爭”，上升為暴力乃至武裝沖突，是極端情況，在大部分時候，它表現為一場桌面上下的爭奪。

　　水戰爭，源于兩個根本原因—水資源的短缺和污染。

　　盡管地球表面70%由水構成，但其中真正能為人類所用的不足千分之七。但僅20世紀，地球上的人口就增加了3倍，用水量增加了6倍。而到本世紀中葉，全球人口會再增加30億，其中絕大多數分布在用水短缺的國家。中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中國正在掀起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用水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污染則進一步惡化了短缺問題。水污染與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缺水導致污染物難以被稀釋，污染又極大地惡化了缺水問題。人們每多用一噸水，就意味著至少多排放0.7噸的污水，而這些污水會污染幾十倍于自身的凈水，而且治理費用高昂。

　　“水戰爭”的形態

　　“水戰爭”主要體現在國際、國內兩條戰線，四種不同的戰爭形態。

　　國際層面，分為“有形戰”和“無形戰”。有形戰出現在處于同一流域、存在上下游關系的國與國之間，典型如此次湄公河流域紛爭。同樣，中國與鄰近的印度、俄羅斯也因水資源時有摩擦。幾個月前，印度媒體撰文指出：中國北方的持續干旱將迫使中國調用由西藏流經印度的水，中印很可能在2020年為爭奪水資源爆發戰爭。而2005年11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曾一度讓中國與俄羅斯的關系緊張。

　　有形戰雖然日趨激烈，尚非心腹之患，真正可怕的是無形戰—糧食戰爭。

　　與大多數人的直覺相反，農業用水占到世界用水總量的3/4，工業用水不及1/5，而生活和城市用水僅占1/10。除非是跨境流域，大部分情況下，水資源的管理和分配都是一國之內的事情，但現在，通過國際糧食貿易，水戰爭正在世界糧食市場上演。

　　進口谷物是最有效的獲得國際水資源的方式，1000噸水才能產出1噸谷物，因此很多國家政府暗地里在利用谷物進口來平衡各自的水賬。舉個例子，墨西哥從美國進口用水70億立方米的谷類，而自身種植需要160億立方米，通過貿易就能“節水”90億立方米。

　　中國的地下水資源正在耗盡，找水已經找到了300米以下的蓄水地層—該地層的水資源無法再生。含水地層的欠缺會導致谷物歉收，進而引起食物短缺及糧價高漲，最終將水問題迅速轉變成饑荒問題。

　　印度早在5年前就由小麥(2307,5.00,0.22%)出口國變成了小麥進口國。2009年8月，印度糧食產量受大旱影響出現大幅度下降，政府無奈之下決定加大糧食進口，但由于擔心國際投機客借機哄抬糧食價格，在對外公布采購時間表時十分慎重。迄今為止，中印還算不上在大量進口糧食，但用水消耗量和可承受的水供應量之間的缺口每年都在加大。

　　國家間的“水戰爭”早已上升為政治問題，而國內的“水戰爭”除了在性質上與之有所區別外，在基本表現形式上則大致無二。因為南北地理氣候的不同特點，“水戰爭”在中國呈現出不同的形式。

　　北方由于水資源匱乏，水戰爭表現為激烈的護水和奪水行動。最極端的案例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對漳河水資源的爭奪。2009年12月，河北涉縣沿岸16萬人聯名上書至當地政府，質疑山西方面以建電站為名修建下交漳水庫，希望有關部門及時制止該行動。否則，大量徑流量將被攔截在山西省境內，位于清漳河下游的涉縣40萬人的“命脈”將被斬斷。

　　歷史上，三省在這一帶爆發過多次沖突，甚至出現過建國以來最大的炸毀水利工程事件。1992年8月22日，在數十次刨損炸毀支渠之后，涉縣白芟村幾十位村民趁著夜色，背負著數千斤炸藥，炸毀了河南林縣人民在太行山腰上的懸崖峭壁上鑿成的長達1500公里的偉大工程—“人造天河”紅旗渠，致使40萬人生活斷水，震動中央。

　　這是爭奪漳河水源最極端激烈的表現形式。由于事件特殊、背景復雜，最終不了了之，竟無一人受責。盡管后來中央設立了由水利部直轄的漳河上游管理局，但漳河兩岸的水事糾紛仍時有爆發。

　　南方水資源豐富，水戰爭表現為另一種形式—水電產業與農業、航運業等其它產業以及環保事業的爭奪。換句話說，北方缺水尚可稱天災，南方缺水則基本是人禍。

　　中國大量河流發源于青藏高原，從上游到下游之間存在巨大落差，是開發水電最理想的場所。在能源短缺的大背景下，中國于2000年放開了水電投資，允許大型電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建設電站，就此掀起一輪西南水電開發狂潮。

　　短短幾年間，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瀾滄江、怒江等大河干支流被開發殆盡，一條河上設立十多級水電站是常有的事。風潮同時向東部波及，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的小水電開發計劃也紛紛上馬。一時之間，中國幾乎無河無電站，無江不開發，而且梯級開發的密度驚人，前一個電站的回水位，就在下一個電站的壩址下；水剛剛從上一個電站流出，馬上就被蓄為下一級電站的水頭。

　　這種過度開發不但給生態環境帶來了重大影響，還引發了周邊的高耗能產業惡性膨脹。“換言之，就是發展出一種‘面多了摻水，水多了加面’的‘水電+高耗能產業’模式。”《中國水危機》作者、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中國企業家》。

　　根據《中國企業家》記者的調查以及業內人士的解釋，目前西南新開發的梯級水電站幾乎都未兼顧灌溉和航運功能，其后果，正所謂“一業興，百業衰”。

　　“水戰爭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則是‘上游心理’作怪—大家都挖空心思要把水留在本地。”馬軍認為。

　　突破口：“水權”管理 

　　水戰爭的本質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水的性質是什么？用水是一種全人類可以共享的基本人權，還是像煤、石油一樣是一種可定價的商品？而誰又擁有處置水資源的權利？

　　迄今為止，學界對此尚未形成統一意見。不過，承認水資源具有雙重性，在保證民眾基本用水權利的同時，重視水的商品屬性，已經成為學界主流觀點。

　　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確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有效使用，但前提是產權必須明確，而水資源恰恰是產權難以明晰的公共財產資源。在水資源可以自由、無限獲取的情況下，人們對它的提取量總是高于合理范圍，這是“水戰爭”爆發的根源。因此，在上一級政府層面，加強流域觀念，實現水環境和水生態在流域內的統一管理以及水資源的統一調度是必要的，它能從一定程度上應對以鄰為壑和“上游心理”。但僅有政府之手是不夠的，沒有各個利益相關方的廣泛、深度參與，不從外部引入監督制衡力量，流域統一管理甚至會進一步加劇不公平、不合理。

　　所以，從水的商品屬性出發，建立一個產權明晰、價格公平的水權水價機制是根本性的途徑。

　　“公眾是權力尋租無法突破的障礙。我們需要將公共決策過程打開，讓各個利益群體都獲得知情參與的機會，讓公眾在維護自身環境權利的過程中尋找到發展和保護的艱難平衡。”馬軍認為，公眾可以為水資源保護提供動力，因為他們是環境和資源破壞的受害者，他們不會選擇讓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嚴重損害的發展道路。

　　在公眾深度參與的基礎上，才能去談水的商品屬性，真正解決水戰爭的一個核心問題—水價。中國節水潛力巨大，但水價格過低是一個嚴重的障礙；城鄉兩元的服務體系更是成百倍地放大了這一問題。當下，水資源的價格幾乎從不在供需關系上呈現，城市居民所付的水價只反映出水管造價、送水費用以及污水處理的價格。農村缺水，而城市浪費，正如當下旱區云南所表現的那樣。低廉的水價在事實上造成了富人對水資源的大肆浪費，但政府想要提高水價又面對著公眾抵制的沉重壓力。

　　“中國有句老話，不患寡，患不公。公眾并不是一味的反對漲價，人們對水價反應敏感，甚至有強烈的抵觸情緒，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不透明，對服務和成本的約束機制不滿意。”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

　　事實上，改變中國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資源管理體制，代之以建立在公開、透明、民主參與的自下而上的管理體制，讓水資源的管理權真正體現依賴它生存的公眾的利益和意志，或許才是解決中國水危機、消弭水戰爭的最終途徑。